暑假“神兽”在家麻烦多,教育孩子的尺度如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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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神兽”在家麻烦多,教育孩子的尺度如何把握?

2022年08月10日 04:56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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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对孩子的“爱与罚”为何这么讲原则?

  挪威语中保留了一些“活化石”,泄露了消失已久的体罚手段:拧耳朵、用树枝抽、揪头发、打屁股、关在门外等等。说久也不久,到1972年之前,打屁股、拧耳朵这些管教孩子的手段还是合法的。

  挪威2010年修订儿童法

  明确任何形式的暴力都不可接受

  1972年后,法律条文里关于父母管教权的条款被取消;1987年,儿童法里有了新规定:“轻打手掌或者穿着裤子的臀部作为一种即时反应是可以接受的,但揪耳朵或者其他比这更过分的惩罚是不被允许的。”看来,揪耳朵是一道分界线。2010年这道分界线也作废,再次修订的儿童法明确指出,对于儿童,任何形式的暴力使用都不可接受,不管是不是发生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孩子们的安全进一步得到保障。

  幼儿园员工和学校老师绝对不能以体罚方式“教育”了,非但不能,更成为孩子们的卫士,严格监控着孩子们在家有没有受到非法管教。老师怎么监测呢?看孩子们身上有没有伤痕,听孩子们说家里的情况、观察孩子,如果有反常表现,如忽然打人、性格大变,变得暴躁、沉默,都可能是在家被虐待、被非法管教过的迹象。

  我儿子小时候,幼儿园老师曾经问起过他脊背上一块青色怎么来的,我说胎记啊——反正老师要问过才安心。

  当地对“体罚”定义尺度严格

  父母甚至可能丧失孩子的抚养权

  我的一个中国女友的经历要复杂一些:她和先生一起进了警察局。她先生是德国人,两个外国人父母对挪威老师来说本来就属于重点怀疑对象。她四岁的儿子在幼儿园说爸爸要他洗澡,他不肯,爸爸就打他,把他往地上摔。这还了得,幼儿园立即汇报,两人被传唤到警察局接受调查,孩子则由专门负责和儿童交谈的警察进行询问。当爹的说绝对没有使用暴力,孩子不肯洗澡钻到沙发底下,他只好把孩子拉出来,然后两手控制着孩子放到了浴缸里。警察就这个“拉”的力度、把孩子“放”到浴缸里的轻重对孩子父母盘问了半天,最后选择相信了父母。

  其他欧洲国家和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在儿童教育观念上落差不小,这导致一些到挪威工作的欧洲家长遭儿童福利保护部门的突然袭击,甚至丧失孩子抚养权,更不用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父母了。根据挪威中央统计局的数字,儿童福利局跟踪一代移民儿童的理由常常是家长的身体暴力,这个理由出现频率高于非移民家庭。

  索马里女子阿米娜有四个儿子,分别11岁、10岁、5岁和4岁。两个大孩子在索马里战乱里出生,小的两个在挪威出生。其中一个儿子说“妈妈打人”。尽管幼儿园老师上庭为阿米娜说好话,说她是个好妈妈,阿米娜还是失去了四个孩子的抚养权,并和儿童福利局打起官司。当被问是否打孩子,阿米娜说:“我不知道在挪威打孩子是违法的,来挪威时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资讯,我不会读不会写,是文盲。 ”

  当地儿童福利局评判家务事的标准

  就是以儿童为最高利益

  卑尔根大学学院的玛丽特·希文内斯对这一组别家长和儿童福利局的冲突进行了研究,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最深刻的根源是,儿童福利局以及挪威政府判定家务事以儿童最高利益为准则,如果家长利益和儿童利益发生冲突,就要牺牲家长利益,保证儿童利益。亚非移民家长常持有的“我都是为了孩子好”的逻辑,在挪威当局那里会被还原为“你从你的利益判断出发需要孩子这样做”。

  这个逻辑我是认同的。细想孩子某些让我的不满逐渐升级为“生气”的作为:什么泼了洒了、拖拖拉拉半天出不了门等,都只是不符合父母的利益罢了。而对孩子们来说,有一个他们不害怕犯错的环境,有一个可以按照自己节奏安排自己的环境,这才是符合他们的利益。

  想让孩子更有规矩?

  强制孩子不如以身作则

  亚洲家长管理孩子玩手机或游戏时间的做法一般是强制,比如没收手机、关网络,游戏时间也会成为对孩子赏罚系统里的硬通货,但这种做法严格来说可以算做“物质虐待”,就是通过对物品的控制来实现对人的控制。我之前频频对孩子说“那就一周不许玩iPad”,直到孩子说:“为什么你们总是这么说?”我忽然意识到,我就这么无能吗?除此之外就没有手段和孩子讲道理吗?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把游戏时间作为奖惩工具了。我经常和孩子分享关于电子游戏设计的网络上瘾、媒体感官等研究成果,让他有意识、有选择地玩。挪威家长减少孩子屏幕时间的手段很少是强制性的,多是以身作则,比如全家聚餐谁都不许玩手机,增加非游戏活动内容,一起看电影、一起骑车运动。

  教育里的平等观绝非北欧特产,其实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只有家长愿意和孩子接受一样的规矩,孩子才会真心认同这规矩,和赏罚没有关系。

  文/树波(现居挪威)

  荷兰

  因为吼了孩子两声,我竟被当地儿童保护部门约谈

  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被当地政府的青少年儿童保护部门调查——他们怀疑我对儿子有暴力行为,虐待儿童。对于这种无稽之谈我是百口莫辩,还要老老实实配合。

  事情的起因,是有一天儿子上学时无意在老师面前说起妈妈平日在家对自己吼叫。老师瞬间警觉,追问他:“你妈妈会打你吗?”无知少年脱口而出:“她吼叫起来的时候很厉害,我怕她会打我。”就这样,班里老师报告了学校社会安全员,安全员报告给了市政府青少年儿童保护部门,紧接着我被约谈。

  谈话那天,在学校的安全管理办公室,一张圆桌,五人围坐,所有人都和蔼地看着我,每个人脸上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气氛诡异至极。对这样的情况,我大脑也开始飞速地运转。

  我想起了以前我从另一个华裔朋友J那里听说过她曾被政府同一个部门约谈过。原因是孩子身上过敏长疹子,去看家庭医生的时候被怀疑孩子在家被打。家庭医生紧急将他的疑问报告给了政府相关部门。不管她怎么据理力争,想说清楚那只是身体过敏导致,此事仍然折腾了她大半年,一边自己要配合医院对孩子身体进行检查,一边政府隔两周就要对她进行教育,并对孩子进行心理疏导。但凡从孩子嘴里听出任何父母态度不好的信息,就又会成为一个新的介入理由。清楚地记得当时她谈起自己的“斗争经验”:一定要反复向他们表达你对孩子的坚定不移的爱意。还要和孩子对好口供,千万不能再说出任何不利于家长的话。否则,政府会视孩子不安全,将他带去保护组织居住、生活。

  想到反正我也没有打孩子,孩子身上更没有任何伤痕,我料想他们一定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也就敬而不畏地开始和他们周旋。首先对学校、政府部门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高度肯定和毫无吝啬之词地赞扬。其次自省平时对孩子的教育方法不当,表决心要改正不够耐心的问题。最后强调中国文化在子女教育方法上和西方教育方法的不同,以及我认识到应该在两种文化中寻找平衡点。同时请他们也尊重我们的文化。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地想结束这种我内心根本就不认可的调查和教育。

  作为母亲,其实我非常清楚儿子在跟老师“吐槽”我吼叫他时,完全不是想揭发我的。这样的相处模式我们俩是习以为常的。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对于孩子的管教是比较细致的,他长到12岁,我从来没动手打过他,但作为中国妈妈,传统文化里一些必要的管教是要坚持的,所以“河东狮吼”倒是常有的,又有几个家长能做到从不发火呢?

  从内心来说我并不希望他们一再地跟我谈话、跟孩子谈话,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反而给孩子造成心理负担。但是我还是天真了。他们仍然没有放过我们的意思,要来家访,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对我进行教育。随后我又被约谈了两次,至今仍然没有结束这场“闹剧”。

  我努力婉拒几次无果后,只好认清形势,乖乖接受教育。荷兰的教育理念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讲:孩子是社会的,即使父母也不能伤害他们;从家庭层面来看,哪怕家长不认可孩子的想法,但仍然选择尊重孩子。比如大部分荷兰家长是不会逼迫孩子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有这样的指导思想,他们就不会对孩子大呼小叫。

  我的另一位华人朋友M告诉我,自己也有相似经历。几年前他们刚从国内移居到荷兰,焦虑孩子的荷兰语不够好,于是在家让孩子做一些作业(荷兰小学是没有作业的)。孩子有时不乐意,有一次爸爸气急了打了儿子的胳膊,留下一片淤青——那也是他唯一一次打儿子。

  当然,淤青被老师看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可想而知。M告诉我,他们也被教育了半年。政府的工作人员居然跟他们说孩子不想做作业就不能让他做,这样会对他的心理造成伤害。他们为了尽早结束这样反反复复的家访和谈话教育,只好向政府保证不再逼迫孩子做作业。

  或许文化背景、社会规则和人文环境是导致我们不同的因素,这个话题对我们海外华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如何在这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上寻找平衡点,是我们绕不开的话题。

  文/李婷婷(现居荷兰)

  新西兰

  由新西兰教育环境联想到的三个体会

  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家庭教育是爱,教育方法是在真正的爱的根基上延伸出来的。从中国到新西兰,我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思考和经历着两个儿子的成长,在此与大家分享。

  孩子的意见被充分尊重

  即便也许不是最优选

  在新西兰,虽说择校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在孩子的意见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我的新邻居是一家刚从伦敦搬来的英国人,刚到奥克兰的时候租住在另外的地方,三个孩子都进入附近的公立学校上学,当买下旁边的房子之后,最小的儿子可以转到离家5分钟就能走到的学校,而且这个小学比之前那个小学更有优势。不过,还是能天天看到那位妈妈开车送他上学,禁不住问一下原因,原来是孩子已经在那个学校有了好朋友,不想离开刚刚适应的新学校。想想我当初落地奥克兰时,大儿子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我理所当然地给孩子转了学,从没有想过问问他的意见。

  我另外一个在这儿住了快30年的邻居,是来自英国的第二代移民,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男孩之前跟我的大儿子上同一个高中——历史最悠久的奥克兰文法男校,这个学校与奥克兰其他高中有个突出的区别是每个学年通过考试,按总成绩排名进行分班,A班最好,然后是B、C……每个年级有17个班,这样的考试制度对于高中之前没有考试的新西兰孩子颇具挑战,邻居的这个男孩在文法学校上了一阵子后换到了另外一个高中,从我大儿子那里得知,他觉得文法学校压力太大,所以就让父母给换了学校。

  家长应该有足够的耐心

  严格不代表严厉

  传统观念中一直是“严师出高徒”“慈母严父”,总之“严格”在家庭教育中占有一定比例,不过严格并不代表严厉,却往往容易掺杂在一起,一旦带着情绪教导孩子都会降低预期效果。

  每周带小儿子去上网球课,同组有一位小女生,也是小儿子的同班同学,平日里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学生,每次网球课她依然我行我素。有一次,她整节课都沉浸在捡球中,在一旁观战的爸爸丝毫没有生气,可以看出他偶然露出的无奈,不过也试图掩饰,就这样度过整整一个小时。下课的时候,爸爸依然耐心地鼓励她,我也走过去和她闲聊几句。过了那个学期,这个女生就没有继续来打网球了。那之后我碰到她的妈妈,她妈妈还特意因为我鼓励了她女儿而感谢我。这让我觉得,对外人都能友善鼓励,我们对自己孩子更应给予发自内心的鼓励和赞扬。

  体罚即犯法

  一不留神警察可能就会找上门

  2007年5月15日新西兰通过了禁止家长以体罚方式管教孩子的法案《反体罚法》,据研究表明,15年中新西兰的虐童案大大减少,也有很多被熊孩子告上法庭的父母。不过新西兰社会对于家长是否应赋予一定程度出于管教的体罚权利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无论如何目前在新西兰生活千万不要打孩子,一不留神警察可能就会找上门。在我生活的社区中,华人打孩子的情况也不多,最多打一下屁股,表明对某些行为的界线,例如撒谎、偷拿别人东西。我有一个华人朋友,有一次她陪女儿上网球课,女儿那天非常不想来,于是在球场上把球拍摔到地上,这位妈妈先是讲道理,最后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下女儿,旁边的洋人妈妈马上过来安慰孩子,并问她女儿,妈妈是不是会经常这样对待她,事实上这位妈妈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的妈妈,想必当时也无比尴尬吧。

  我也不赞成体罚孩子,特别是在公共场合,很多时候体罚孩子包含了家长个人的情绪或压力,带有一定目的性。虽然在新西兰有很多反对这项法案的声音,甚至游行和联名请愿,但目前体罚即犯法,提醒国民警钟长鸣吧。文/袁玮 (现居新西兰)

  美国

  中美家庭在教娃这件事上

  怎么做到“和而不同”?

  我在中国长大,八零后,爸妈不属于太“鸡娃”的一类,虽然从小到大上了不少美术课外班、写作培优班,主要是为培养情操,真正的课外补习倒没怎么去上过。直到上了高中,因为同辈压力,才随大流地跟着同学去上了几个课外补习班。人生中唯一一次被罚跪的记忆,还是因为学前班时被老爹发现了我请同学帮我写作业。至于娃爹,出生在美国保守的基督徒/军队家庭,虽然被打屁股倒是家常便饭,但一般是基于纠正行为和生活习惯,跟学习好坏关系不大。我们两个南辕北辙长大的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慢慢学会了“和而不同”的道理。

  我自己是很佛系的人,辅导学习这种会使血压升高的事儿,我根本就没做过。虽然偶尔看到孩子的作业也有眼前一黑的时候,比如当儿子的数学作业答案处一片空白时,我气得写下“使用大脑”四个字。说来惭愧,一般我开始吼娃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心血来潮开始收拾房间的时候,这往往让我血压直线上升,因为开始不断在匪夷所思的地方发现匪夷所思的东西,脑袋中那根弦啪地断了,开始冲娃娃们喊:“快点给我收拾好!立刻马上赶快!”然后就看到噤若寒蝉的俩娃东奔西走。

  娃爹一直很看不上我吼娃这件事儿。主要是他生长在一个爹妈从来不会大声的环境中。这又主要是因为他自己的爹的童年不太愉快,爹妈长年争吵不休,杯碗乱飞,好不容易可以有个阖家团圆的周末,往往以一方摔门而去告终,于是娃爷爷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不要让战火纷飞的童年再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演。

  疫情开始后,娃娃们长达一年在家里上网课,娃爹由于幸运地可以在家办公,于是责无旁贷地接手了当家奶爸的光荣任务。他有一天表情复杂地告诉我,“你曾经跟我说,吼完娃后,就像经过了一种发泄净化,整个心灵都疏通了。我当时想,这是什么烂理由。然而可怕的是,在我吼完娃后,真的心情好多了!”

  做父母,是一场共同的修行。每次吼娃后,我们都会做一番自我检讨。娃爹的理论是:教育娃,要在自己心平气和的时候。在自己暴跳如雷时,一定要尽量做到什么都不做,等平静下来,再跟娃讲道理。一味吼叫培养的是恐惧感,而非对事情真正的认识。

  尽管如此,我还是留意到,儿子还是多少有些畏惧他爹。多数情况遇到事情都会来找我,而不是他爹。不过,娃爹自己也承认,自己对自己父亲的畏惧感,也是一直到接近30岁时才消失。我也会经常提醒娃爹:“这孩子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安慰和信任,而不是讲道理。适用于娃一的方式并不一定适用于娃二。”

  而为娃娃争取可以哭的自由和权利,是我跟娃爹之间的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娃爹成长在一个“情绪管理”至上的家庭。“会哭的娃有奶吃”,这个情况在他们家根本不存在。情绪失控往往比做错事本身更会导致严厉的责罚。大概他们认为,情绪失控是自我为中心的表现。有一次,我们十岁的女儿坐在车里就那么开始流眼泪,我还在焦急地猜测:“呀,这孩子怎么了?”当爹的就冷冷地说:“我知道为什么。因为自私。因为她弟弟得了一件礼物,而她没有。出于嫉妒她哭了。”然后开始指责妞儿:“你为什么不能发自内心为你弟弟高兴?而满心只是‘我我我我我’?”我不得不提醒他,这是小孩子非常充分的哭的理由,要让孩子继续做孩子。我们想要孩子能够更加无私更加有爱心,我们也需要孩子能面对自己真实的负面情绪,能够拥抱它,也能够与它和解。

  文/小裴(现居美国)

【编辑: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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